子云——一名自来我的家乡湖南的柔弱女子，腾讯网文化编辑，把她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送给我，嘱我写一篇书评文章，我欣然接受。初次结识子云，是在她主持的腾讯网《燕山大讲堂》上，那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论坛，先后邀请数百名各界优秀学者和公众人物演讲，在思想界一度风生水起，颇获业界好评。《站在常识一边》是子云在工作中积累的53篇参访文字中精选的21篇。这些文字，用子云自己的话总结，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读过本书中关于企业家访谈的部分，我想到——“真正的企业家是文明的使者”。

一、为商正名

企业家是一群与商业相联系的人，在奥地利学派那里，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不仅如此，孟德斯鸠发现，“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那里就有善良的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论法的精神》下卷，P2）”。商业不仅与美德相联系，它还是和平的使者，因为“贸易不越过国界，士兵就越过国界”。一切贸易，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构成分工的支持机制——按照斯密的理解，分工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贸易、分工和生产是一个事件的不同环节，用企业家武克刚的话，是“工商文明”，而企业家，正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在中国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在“士农工商”的位阶中，“商”等而下之，“无商不奸”，这些折射出一个农业文明对商业和工商阶层的偏见，今天，我们只能把这种偏见视为文明演化进程中的不成熟的、阶段性的理解。

贸易和企业，乃是联合的事业。在企业内部，是企业家和管理者引领联合和分工；在市场中，正是企业家引领广泛范围的联合和分工。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人际联合以实现分工合作的两种形式罢了。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事实上，正是引领分工和联合的企业家们，把分散分布的知识和信息实现整合，引发了惊人的合作系统的涌现性现象，所谓“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奥地利学派的当今传人柯兹纳（I.Kirzner,1973）说，企业家是那些创造“无中生有、以少生多”的人。

人何以成为万物的灵长？一个字，“群”也——特别是借助于语言能力，人类达到极高“群”的技艺。人以群居，合作创造人。“联合的科学的是一切科学之母。其余科学之进展都取决于这门科学之建站”，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没有得到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如果我们对托克维尔命题做一个扩展的理解（“联合”不局限于政治结社，而是包括工商业和慈善组织等更广泛领域的联合实践），其对转型国家的启发意义极大。“在支配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比其他法则更为确定、明晰：人们要打算维持在文明状态或通往文明状态，他们中间就必须发展联合的技艺，且与状态的平等同步发展、完善（Democracy in American,Vol.3,P889）。”商业要持续的发展和繁荣，必然发展出契约精神和相应的制度条件，从商者从自己的实践中感知到联合带来（尤其是扩展范围的匿名联合）带来的“合作剩余”，由此强化了个人自由、正义、法治和和平解决冲突的观念。

对此，中国的企业家以其亲身实践有其深切感受，“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关是平等、自由、契约和法治关系；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层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不是以暴制暴（武克刚，p29）。企业家群体，饱受“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诟病。其实这是一种流布甚广的错误归因的结果。企业家群体中，正如一切群体中，总有以身试法者，总有坑蒙拐骗者，但是哪个群体中没有这样的个例呢？坏富人和坏穷人同时存在。嫖娼现象不限阶层，把网络大V与嫖娼扯上关系，正如把财富与道德败坏扯上关系一样荒谬。工商业以广泛的匿名联合方式，通过迂回合作创造财富，其价值创造并不能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刻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察者眼前，劳动价值论的谬误恰恰在于对这种间接迂回因果链条做了错误归因。

二、改革就是改错：对企业家“原罪说”的批判

讨伐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一度甚嚣尘上。冯仑对此一语中的，“耽误我们几十年发展的制度你怎么不谴责？民营企业发轫之初和安徽的小岗村的性质一样，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冲破旧体制弊端的束缚？”旧体制下没有企业——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国有企业不是企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知识的传播和理论研究反复证明，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体制束缚生产力、阻止技术进步、扼杀理性、终结真理、摧毁传统，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总结，旧体制的持续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迅速导致正义、道德和真理探索方面的可怕后果。

20世纪的转型国家无一不历经改革阵痛——因为改革意味着承认和直面过去犯下的错误，改革首先是改掉过去的错误。几代人建立起来的旧体制包含着完整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以及支持这些结构的思想观念。数十年形成的旧体制的制度结构以各领域的“法律”作为显在形式存在，因此改革旧体制必然涉及到“改法”。废除一部不合时宜的旧法律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但是躺在旧制度诸结构背后的思想观念一夜之间不会消失，于是旧法的突破经常以个案的形式作为导火索，逐步获得民意基础，最后在政治权威的默认和支持下波及全局。因此冯仑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在那个时候，“卖个东西不让你卖，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儿”，甚至“养只鸡、下个蛋都是不允许的”（茅于轼，2014）。因此当初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意味着突破字面意义上的法律。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要人们百分之百地守法，改革永远不会有启动的时刻；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先干起来”。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短短30年发展，成为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吸纳就业，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国民经济主要力量。“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冯仑针对民营企业原罪说反问道。其实从理论上，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就没有真实的市场交易，就没有真实的相对价格信号，经济系统中大范围的匿名合作和资源配置的信息基础无从产生，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就没有可能。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迈克尔.波兰尼说过，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实是“装扮的”，真正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一天都存活不下来，在第一波严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实验失败之际，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他们（前苏联政府）悄悄尝试增补了一个一个商业项目，逐渐使经济操作商业化了。他们从本国地下黑市甚至华尔街日报中获得资源配置所必需的价格信号，这才是他们精心掩饰的“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迈克尔.波兰尼，2006，183）。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恰恰也为共生在一个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相对价格信号，国有企业存续至今享受了免费的相对价格信号这种“公共产品”。这不也是“清白的吗？”不也是“民族大义吗？”

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在改革的全过程都是如此。正如我们的现任领导人所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是因为任何一劳永逸的社会终局方案都已经被证明只是一个神话。改革通过开创一个允许广大人民在各领域不断创新的新局面，同时启动一个永无完结的试错、学习适应进程。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如果存在唯一正确的目标，原则上，改革总有终止的一天——可是，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柏林雄辩地证明，在社会事务领域，神谕哲学家的神话不攻自破，历史决定论已经破产，唯一正确的美好社会方案并不存在。多元和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转型国家转型时期的特殊方法论，而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全部过程的方法论。

三、改革需要现实感和保守主义智慧

在冯仑、信力健、武克钢、任志强和张跃等在言谈中，你能够明显地感知到，他们直面困境，在改革前线冲锋陷阵，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保守主义智慧，而这经常被人们误读为犬儒和软弱。历经重大转型的社会中，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窗口，我们从企业家的行动中观察到“转型”是如何由曲折的涓涓细流汇集而成。以对付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压力为例，冯仑说，“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由于其有违劳动市场自由契约精神而屡遭诟病，但企业仍然可以看到其正面效应，“这个立法逼着企业开始转变，搞技术创新，逼它产业升级”，冯仑说。事实上发生着的改革进程是在“干中学”，在“做中改”。新旧体制的交界面，就像白天和黑夜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明确的绝对界线。如此看来，民营企业和体制共同推动着改革。“我们跟这个体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们的每一步发展离不开体制，如果不改革，不指定新的空间、不给出新的规则，就是刘翔也跑不快。”其实改革过程，新体制和民营企业是共生关系。体制和变化的环境存在一个反复反馈应答的关系，这个环境由旧体制的维护者、就旧体制中的开明派、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改革新生事物共同构成。改革是一个内生过程，这一内生过程无法刻画为作为局外人的改革设计者和作为局中人的被改革者的相互作用。“我们是改革的受益者，我们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冯仑如是说。根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经验，冯仑甚至推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后，中国可能就要直面包括全面民主化的全面社会体制转型。

在合作中改变彼此，这恰恰是现实中绝大多数改革实际发生过程。因此，现实迫使改革新生事物从边缘到合作的转变。冯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流是健康的、是对的，与政府、国有企业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理所当然。因此民营企业有必要抛弃“边缘心态”，由边缘、反叛到与主流合作。为此，冯仑的万通入股国企，开展公益事业，都展现了民营企业的一种全面长期合作心态。在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旧体制惯性依然强大，这个领域的改革未见显著的松动迹象。对此，冯仑说，“慢慢来”。为了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从找主管部门到民政部门登记，结果两个月以后拿到批文，冯仑乐观地评价，“这比八十年代注册一个民营企业还要快”。

四、民营企业家心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把政府视为盗贼，把每一笔税收视为打劫；而持有政府仁慈假设的一方则把政府视为仁慈的父亲，它向治下的人民提供包括大范围福利的一揽子公共产品。这两种极端主张都失之偏颇。其实，在一个良好治理的合作秩序中，政府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存于一个分工合作的网络中（王石曾谈到，一个社会的成熟稳定主要有三种力量，政府、企业、NGO），其中政府作为分工网络中必要的分工组织专司保护，以提供保护、法律和秩序为核心的一揽子公共产品以换取税收，因此税收是这一交换关系中的一个支付。在全部财政关系中，前述这一对基于同意的交换是其核心。不过这里的交换具有两个特殊性，一是在任一特定时点，政府是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二是作为购买方的纳税人群体人数庞大，唯有通过代议过程实施交换谈判。因此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程序健全的公共选择过程对于前述基于同意的交换的实施至关重要。无论是政府作用的范围、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其优化过程都少不了宪政规则约束和程序健全的公共选择过程。

公共事务治理中公共选择程序的缺乏，我们可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可见一斑。武克钢质疑道，“公共汽车票价涨几毛钱要搞听证会，4万亿这么大的事情，倒不搞听证会了”。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项目，我们竟然不见代议机关的身影，听不到代议机关的声音。面对重大的经济危机，政府该如何面对，是救市还是救人？远大集团的张跃认为，经济系统的表现有如河水的潮涨潮落和春夏秋冬，因此在主张政府介入干预时，一定不要忽略市场自我纠错机制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本身就是经济系统的自我纠错过程。

从另一个侧面观察，改革过程又是一个重建宪政约束和健全公共选择的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一根本制度转型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显步履艰难。从事私立教育的信力健认为，在教育领域，政府行为出现多重颠倒，一是财政供给颠倒，中央政府本应集中做好九年义务教育而不是办大学；结果现实是乡镇财政做九年教育（目前已经转移到县级政府），国家财政做高等教育。二是政府做了市场做的事情，职业培训、中专技校、MBA这些市场感到事情，大量都是公办学校在做。第三个颠倒是政府本应做的“雪中送炭”的事情被忽略了，却干上了“锦上添花”的事情。农村教育、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残疾人教育、贫困生等本应由政府大力扶持，而政府恰恰对城市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投入不遗余力。在政府介入教育事业中，政府又全面包揽了举办、管理、评估诸项事务，办学效率可想而知。寓于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信力健认为99%的原因是前者），开放办学之路目前仍然遥遥无期。

转型国家特别强调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其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特别是应对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实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合法性自从其确立就不断收到质疑和挑战，而二战以来各国的调控实践也是毁誉参半。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知理性角色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把握和操纵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除非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政府应尽量避免强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控”；调控方向在于恢复和强化市场活力；及时终止引致危机产生的政府本身因素；充分利用市场自我纠错机制。张跃认为，面对金融危机，“与其救市”，政府不如“用1%的财政支出把穷人给救好就行了”。任志强认为一味靠政府注资解决问题，反倒会形成类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就救市的恶果。不仅如此，张跃提出危机促使人们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反思“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让人类冷静下来，静下心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质量”。

又如在土地制度和房地产政策方面，行业领袖任志强认为，现行土地国有制度、财政税收体制、滞后的政府规划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目前的局面。在任何情况下，价格是无辜的，价格信号恰恰是分享稀缺资源最有效（用张五常的概念即租值耗散最少）的途径。如此一来，天价地王，高房价其实是价格信号显示了背后的制度问题，不是价格机制本身的问题。房地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行土地制度调整。按照任志强的考证，马克思、毛泽东都不赞成土地公有制，而我们82宪法一条土地国有的刚性规定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资源配置、利益结构这么得多年。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实际上是恢复我们最早的土地制度（建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土地私有），任志强说。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常见表述可能使我们一开始就陷入了错误观念和语言的牢笼之中。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大范围的匿名合作秩序。在这一合作秩序中，有这个各色各样的组织，政府、企业、NGO、家庭、宗教组织……它们以其各自的专业贡献相互依赖地共生于一个网络之中，分享与其贡献相对应的回报，其中政府主要作为“保护服务”的“供应商”而换取税收。在这样一种共生合作秩序框架下，我们也许会用新的视角看待政府-市场关系，对政府-市场关系获得一种新的理解。或者，需要改变我们的设问方式，新视角下的问题变成——“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适当的角色设置、行动边界和运行方式是什么？